贵州肖像·历史人物：南明弘光王朝内阁首辅马士英

　　贵州肖像·历史人物：南明弘光王朝内阁首辅马士英

　　马士英，南明弘光王朝内阁首辅、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书画家。 字瑶草（一说字冲然，瑶草为别号）。生于明万历十九年（1591年），贵州（今贵阳市）人，祖籍淮南仪真（一说广西梧州）。入黔始祖马成，明初随军队至贵州，以军功官至指挥使世袭，遂为贵州人。马士英祖父马云龙，生于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年），字翔高，号腾海。父马明卿，曾任华阴县知县。马士英于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年）成进士，授南京户部主事。

　　天启中，迁郎中，历任严州（旧名桐庐）、河南（旧名洛州）、大同知府。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至五年（1632年），先后任山西酉阳和道副使、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宣府（河北宣化）。到官才一月，因以公款数千金结交朝廷权贵而被镇守太监王坤告发，“坐遣戍”。不久，流寓南京，与阮大钺相遇。时阮大铖因“名挂逆案（魏忠贤案），失职久废”及慑于李自成大顺军逼近安徽而避居金陵，“颇以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，觊以边才召”。由于两人曾是同科贡士，加上仕途失意，情趣相投，于是“相结甚欢”。

　　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，凤阳总督高斗光因失五城被捕论罪。礼部侍郎王锡衮力荐马士英“才堪大用”，于是朝廷复其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职，总督庐、凤等处军务。时值保定总兵刘超叛乱，巡抚王汉率兵讨伐，兵败身亡，皇上命马士英进讨。马士英驱兵围城，刘超连连受挫，后活捉刘超，解往北京正法。十七年（1644年）3月，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，崇祯皇帝自缢煤山。5月，多尔衮率清军入北京，李自成败走西安。是月，马士英与兵部尚书史可法、户部尚书高弘图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。因“拥兵迎福王于江上”有功，升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成为炙手可热的朝廷重臣。

　　南明弘光元年（顺治二年1645年）春，清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。五月初，南京陷落，弘光朝廷灭亡。马士英携太后南走浙江杭州、绍兴等地，坚持抗击清军。后入太湖投长兴伯吴日生军，抗清失败后于太湖被清军擒杀（一说马士英遁逃台州后，曾入四明山削发为僧，后被清军活捉，“剥其皮，实之以草，死极壮烈”，终不降清），享年55岁。

　　马士英于政务外，诗文俱佳，其诗比较清新活泼，杂着尽现其政治家的本色。其受到竟陵派影响，诗文创作提倡“静”“才”“真”“情”， 主张用我手去写我心，融入真情实感，不做无病呻吟。其文极少留存，仅有《永城纪略》《永牍》两篇传世，记征讨刘超事。但其工书法，长于行、草书；绘画以山水画为主，山水画师法董源，别有情趣，为明末著名画家。《画征录》有“画法倪（瓒）、黄（黄公望），颇足与思翁（董其 昌）、龙友（杨文骢）肩随”之语。时至今日，马士英作品已属罕见，其书画传世者见于《中国古代书画目录》的，有一幅现为青岛市博物馆所藏之《绢本山水》，另一幅为南京市博物馆所藏之《山水册页》，及南京市文物商店藏《赠杨龙友山水扇面》。另，安徽博物院藏有马士英《仿沈周山水图》，画置景远山近水，山下矶渚，坡壑横陈，呈现江天辽阔、水榭散落江渚之间，风情别具。而马士英对他的这幅画也很是欣赏，自题曰 “雨后临此”，形神俱似奇绝。时人评论此画构图采用一河两岸式的章法，近景洲矶空寂，杂树疏朗，孤亭兀立，中景秋水浩淼，江天辽阔，远景山岩层叠，峰峦如黛，全画笔墨松秀，意境萧索，风物冷然，在艺术上 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明末清初屈指可数的大画家，“金陵八家”之首的龚贤，把马士英与杨文骢同列为明末全国著名画家，并称赞道：“晚年酷嗜 两贵州，笔声墨态能歌舞”，对其推崇备至。

　　明末有东林党，时常评议朝政，标榜清流政治、反对宦党余孽。弘光朝时期，也与当政者如马士英等不和。马士英在当政之初，也极力维持与东林党的关系，以此维护弘光王朝及江南一带形式之稳定。他起用不少的东林系人士，又极力表白他与东林党首领张溥的关系以及尊敬之心等，确实始终试图与东林一脉搞好关系，从未与东林党人交恶，或打击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。顾诚对之评论：“马士英本是倾向东林的人物，他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，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，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，特别是东林一复社的头面人物，造成众望所归、和衷共济的局面。”是较为负责的历史 唯物主义评价。但马士英任首辅后，对其权力的欲望愈加强烈，也愈加嫉贤妒能，故即产生了他与领兵大将史可法的矛盾。当得知史可法执掌军国大事时，“以可法七不可”疏奏福王，并“拥兵入觐，拜衣即行”，逼迫福王疏远史可法，以达其独揽朝纲目的。出于维护内部团结，史可法忍辱负重，疏请督师淮、扬，出走金陵。史可法坐镇扬州后，总督江北军事，统辖四镇总兵，志在挺进中原，恢复明室。四镇之中，总兵高杰实力最强，被史可法所倚重。高杰打算由河南开州、归德进军，然后夺取中原，然而没想到住守在睢州的总兵许定国早已同清军勾结。清顺治二年（隆武元年，1645年）正月，许定国诱杀高杰降清，致使史可法的北进计划成为泡影。马士英闻变，毫不顾及军国大计，立即任命亲信胤文为兵部右侍郎，接管了高杰部属，致使史可法实力锐减。

　　先是，马士英位极人臣，志得意满，“所畏者仅宁南伯左良玉一人 而已”。自弘光建号以来，南明小朝廷君臣不理政事，沉溺歌舞，引起朝野强烈不满。左良玉拥有数十万大军，住守武昌，是弘光王朝重要的军事力量。由于反感马士英擅权，左良玉拥兵自重，便以“清君侧”为名，于清顺治元年（弘光元年，1644年）三月，举兵讨伐马士英。马士英不敢等闲视之，一面急遣阮大铖、朱大典、黄得功、刘孔昭等赴上游防御左兵，一面撤江北刘良佐等守军调往西边增援。当有人劝其“无撤江北兵，亟守淮、扬”时，马士英则呵斥曰：“若辈东林，犹借口防江，欲纵左逆人犯耶？犹可议款；可议款：左逆至，则若辈高官，我君臣独死耳。”时清军已定河南，弘光王潮以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由于淮、扬防卫虚弱，导致了清军的南下，4月，左良玉攻占九江，不久因病呕血而死。左良率兵进逼南京，谓“清君侧”，“除马阮”，实则在大故当前做煮豆萁之事。而马士英也提出：“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”。弘光王朝内部不统一 ，直接导致清军攻破扬州，史可法殉难， 随即南京失陷，福王逃往芜湖，马士英率领400黔籍士兵，拥着福王母、妃逃往浙江，经德州，走杭州，弘光王朝毁灭。马士英后来继续在浙江一带，多次参与吴日生部的反清战斗，兵败后被清军抓获，最终不屈而死。之后，清军大举进攻浙江、福建及长江以南各省，南明鲁王、唐王等政权相继灭亡，只剩桂王即永历皇帝偏安西南，坚持抵抗，至顺治十八年 （1661年）最终失败。

　　马士英其人其事，明末以后，首先是一部《桃花扇》毁之于前，再是一篇《明史奸臣传》贬之于后，故一直是以大奸大恶传之于世。但史实并不是这样的。马士英在南明弘光朝掌握大权，确实也毫无大作为，昏庸误国，弘光后投奔鲁王、唐王，也没得到重用，但他仍身体力行，亲自带兵上战场，多次参加攻打杭州的战役。即使被鲁、唐两王拒之门外，坐定奸臣的罪名，他依然始终把国家利益、民族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，战斗到最后也拒绝投降，始终坚持抗清，直至被俘而死。从这一点来说，不失为一个悲壮慷慨之士。自当时人如复社人士沈士佳开始，后之人及有关书籍，就对马士英有了一些比较中肯的评价。沈士佳在《祭阮文》中认为，马士英是堕落于阮大铖，是“术中不党，愧悔为所用而事已去矣”，说马士英后来已后悔与阮大钺的交往，但为时已晚。《清实录》及清廷内部档案也证明，马士英曾经多次参加渡过钱塘江进攻余杭、富阳清军的战斗，他在太湖抗清的壮举，如前所述。数百年后的民国时期，贵州安顺姚大荣 才撰一本《马阁老洗冤录》，专为马士英翻案，书中从多方面还原了马士英，可惜仍未消除学术界和历史人物研究领域对马士英的偏见。但有的研究者在马士英抗清问题上，还是作出正确的评价的。著名史学家陈垣说 “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，与阮大钺先附阉党，后复降清，究大有别”，贵州先贤邢端也肯定马士英在抗清中是“百战不屈”而死的。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，首先在贵州，然后至相关省份和学术领域，才开始对马士英的全面研究，以论文、学术研讨会等形式，对其给予比较公 平、正确的评介，研究课题集中在马士英是否“阉党”“汉奸”，重用阮大钺及其身世、戚属等方面，也有涉及其诗文、绘画的，应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。（资料整理自《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》））